“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李莲英原是一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你听到些什么？”

“是！”李莲英答：“老佛爷圣明。”

“还有呢？”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的神情，好半天，才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懿旨，一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白一心”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然后又问：“你知不知，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山西监察御史屠仁守、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儿？”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的？”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要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装豁达的神情，背转立刻就是沉抑郁的脸，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的事儿太多。”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另一懿旨，是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神又坏了。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不肯据情告。据说百姓都泪而去。”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的钱多了。”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不过，搞得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