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