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但却给小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但平时收藏要谨密，而且皇帝每每看到二更天还不忍释手。晚上不睡，第二天寅卯之间，如何起身？所以每夜都得软磨硬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皇帝手中的书夺下来。

等回銮以后，皇帝自然不敢把闲书带到书房里去。但不论读书做文章，神思只要略微疏忽，就想到《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乾嘉年间的梨园艳屑，或者明末秦淮河舫的旖旎风光上面去了。当然，皇帝不用功，李鸿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声色”只有好言规谏。

这不仅因为皇帝已经亲政，而且也因为皇帝已经大婚，成婚就是成人，自然不能再用近乎训督童子的态度来授读。而且，皇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变过了，以前是凡事求教，即使有何见解，也是出于商榷的语气，自亲政以后，讲书之际，涉及实际政务，皇帝常用召询军机的口吻，让李鸿藻陈述意见，便带着些考问的意味。这使得李鸿藻不能不慎重回答，因为一句话的出入，立可就有影响，如果与恭王的意见相反，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疑心他以帝师的地位，在不该奏陈政务的场合，侵夺军机的权柄。倘或有此情形，必遭大忌，以致李鸿藻常有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苦。

最麻烦的，自然是总理衙门的事务，随班进见时，他可以不说话，而在弘德殿有所垂询，他便无所闪避。从谒陵回京，各国使臣要求觐见一事，到了拖无可拖，推无可推的时候，而礼节上一直未能定议。这天皇帝拿了一个李鸿章的折子给“师傅”看，上面是这样写着：

“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各国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德圣亦未预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

读完这道奏折，李鸿藻拿它放回御案，最好能够不陈述意见，但皇帝不放过他“师傅，”他问“你看李鸿章的话，有可取之处没有？”

李鸿藻很清楚，这个折子中的意见，必是跟恭王预先商量好的，内外一致，已有成议，要想教各国使臣向皇帝磕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倘或不行跪拜礼便拒而不见，则原折的所谓“于情未洽”是句很含蓄的话，实际上怕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度时量力，似乎不能不委屈求全。

李鸿藻虽讲理学，但也信服“为政持大体”这句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捐弃成见，表示赞成：“臣以为‘取其敬有余，恕其礼不足’，说得很好。不过如何是‘敬有余’？总当诚中形外，有所表见才是！”皇帝细想了一会，不置可否，他心里并不以李鸿藻的话为然，只是尊重师傅，不肯说出口来。李鸿藻当然亦不便再有什么陈奏。于是，李鸿章的折子，依然只有交总理衙门会议奏复。

觐见的事又拖下来了，皇帝也乐得不闻不问，有空就看载澂去觅来的闲书，倦了便跟皇后聊聊闲天，但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好久。

“万岁爷！长春宫召见。”

看见小李那惴惴不安的神色，皇帝心里有些嘀咕“怎么了？”他问“看你那样儿！”

小李知道瞒不住了。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气忿难平，想把实情和盘托出；一方面又怕惹出是非来“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多想一想，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这样，说话的态度就越显得惶恐了。

“刚才上头把皇后传了去了，听说受了责备，到底为了什么，奴才没有能打听得出来。”小李接着用哀告的声音说“万一是为了皇后，上头说两句重话，万岁爷千万忍一忍！这话，奴才本来不配说，只是一片赤胆忠心，不说，奴才心不安。万岁爷就看这一点儿愚忠，听奴才一句话。”

皇帝没心思听小李自矢忠悃，只是惊疑着皇后不知如何忤犯了“上头”——自然是指慈禧太后。这得先打听明白了，才好相机应付。

于是他问：“皇后呢？快去看，在那儿？”

“还在长春宫。”

这就没有办法了。自己跟皇后先见一次面，或者派小李去打听，都已不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去见慈禧太后。

一到长春宫，只见皇后和慧妃都侍立在慈禧太后左右，看神气都还平静，皇帝略微放了些心。于是他先给太后行礼，接着是后妃为皇帝行礼。

“你们都回去吧！”慈禧太后这样对皇后和慧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