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大婚、亲政两次“恭上徽号”一样，应该谦抑为怀，有一番做作。于是等皇帝在漱芳斋侍膳时，便表示不必增加。皇帝自然极力相劝，最后再是打了个折扣，两宫太后每年的“交进银”定为十八万，端午、中秋各交五万，年下交八万。

接着便谈起醇王的一个奏折——醇王管神机营管了十年以上，忽然上折，请将由八旗挑选而得，集中在神机营操练的禁军，仍旧拨归原旗，说是“以复旧制”皇帝颇为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摔纱帽”？

“还不是为了饷吗？”慈禧太后虽已归政，仍旧每天在看上谕，户部所奏“部库空虚”的折子，说各衙门奏支挪借，除了内务府以外，就是神机营。想来醇王为此不快，所以奏请“复旧制”饷归各旗关支，神机营就不必空担奏支挪借之名了。

这样一点明，皇帝方始恍然，醇王必是预先已经知道户部的原奏，有意“闹脾气”对这位“七叔”皇帝并不怎么样敬服，但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不能不另眼相看。好在根据户部原奏所下的明发上谕，已经特别叙明“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户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醇王的面子有了，气也应该消了，只要再下一道上谕，一仍其旧，事情就可了结。

慈禧太后当然同意他的处置，只是发觉皇帝仅仅不过敷衍面子，并未了解自己培植醇王的深意，培植醇王是为了对抗恭王。从同治四年以后，恭王处处谨慎收敛，慈禧太后认为只要自己掌权，一定可以拿他制服，而皇帝年轻，经验不够，日久天长，恭王说不定故态复萌，渐起骄矜之心，就会演变成跋扈不臣。这样看来，今后要培植醇王，更比过去来得紧要。这一点必得让皇帝了解。

话虽如此，怎么样跟皇帝说，却费踌躇，因为说得含蓄了，怕他不明白，说得太显露了，又怕引起猜嫌，变成自扰。

想来想去，觉得不妨先从正面来谈醇王。

“你七叔的才具，自然不及你六叔。不过他为人忠厚正直，交给他办的事，不会私下走了样。”慈禧太后又说“他还有一样好处，待人诚恳，属下都肯死心塌地替他办事，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有这些人在那里，他就才具短一点儿，也不要紧。”

“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将来办海军，一定得借重七叔。”

“对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军务交给你七叔，政务交给你六叔。这就好比你的左右两只手，你能好好用你这两只手，包管太平无事。”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用那只“掌军务的左手”来看住“掌政务的右手”反正只要兵权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等等亲贵，谁也不敢起什么异心。

当然，皇帝不会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他只是紧记住了慈禧太后所说的“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这句话，打算着有机会要好好重用这些人。

一存下这个念头，便接连两次召见荣禄，问的是谒陵的路途中，如何警跸。荣禄语声清朗，奏对从容，一切部署，答得井井有条，皇帝相当满意。

到了三月初五，皇帝奉侍两宫太后启銮，恭谒东陵。仪驾出朝阳门，先到东岳庙、慈云寺烧香，然后按站驻跸预先修理布置好了的行宫。王公亲贵随扈的虽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恭王、一个醇王。醇王以御前大臣的身分带着荣禄打前站，一路出警入跸，归他综领全责。恭王则带着沈桂芬及一班军机章京，随携“行宝”每天晚膳后，请见皇帝，奏对承旨，照常处理军国大事。

当然，每天是在轿子里的时候多，御轿虽大，到底还是气闷，皇帝视为苦事，得要想个消遣的办法。

他想下来骑着马走，但春雨如油，又是山道，载澂不敢答应，看看劝不住，只好去禀报醇王，醇王赶来苦苦相劝，最后说要“面奏太后定夺”皇帝才怏怏作罢。

这样就只好坐在轿子里找消遣了。这原有乾隆的成法可循，这位很懂得享福的皇帝，最喜书画古董，南巡时往往携了精工缩制的书法名画，在轿中展玩。师傅们用膳休息的懋勤殿，就有这样一箱子“小玩意”皇帝本来也想取几件在轿中用来遣闷，只是徐桐认为“玩物丧志”奏谏不从，却携了一大堆圣经贤传，皇帝一直未动，此时也不想拿来看，于是找了载澂来商量。

“轿子里实在坐不住。”他说“你想法儿去找两部闲书来给我消遣。”

“臣专差到京去取《太平广记》来呈阅。”

“那书，”皇帝摇摇头“没有意思。另外呢？应该很多吧？”

“是！闲书多得很。”载澂放低了声音说“不过，臣不敢进呈。”

“怕什么？我在轿子里看，谁也不知道。看完了交给小李藏着，他不敢不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