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狼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