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