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