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取一封信来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归他。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贡，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上搞得很不好看。

不过，比较起来

看到曾国藩面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预，”不能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希望挤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那就叫李鸿章去！”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其中的委曲关键。”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些难题，让“老师”去。

西路急，东路亦不轻松，任、赖汶光、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步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钟祥县南九十里，臼之。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蜀，一支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一场。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动，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上，而张总愚一大已经近西安，朝命督赴援，急如星火。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实在罕见！”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劲第一。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而且在大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样？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亏他怎么想来的？难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李家的人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