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先谈究为狱中所，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久拼生命一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中怒，下土空思后名。缧绁到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此传下注“青蒲”：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涕，苦劝两母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笑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燕息之，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起居，并不受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二、其时刑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是时刑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考，故亦不能搔着。

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后汉书-五行志》：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戊戌政变记林旭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就下，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此。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母俱幸，而太颇有酒之失，母王皇后无。上寝疾，皇后太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见定陶王幸，路言，以为太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曰：“皇后谨慎，先帝又太，吾岂可达旨？”太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青蒲”典《后汉书-史丹传》：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