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太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谓天也，非所谓太和也，是亦必无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Φ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佛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一本无“于”字）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论　《春秋》之说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　然则所谓伐之者，声其恶于天下也。声其恶于天下，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夫然后得行焉。古之守臣，有？人之财，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以用其人：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是三者大备，则又立其礼，正其名，修其辞。其害物也小，则洁誓征令不过其邻；虽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动天下之师。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斯为人之举也，故公之。公之，而钟鼓作焉。　夫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诸侯，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变，然后以师问焉。是为制命之举，非为人之举也，故私之。私之，故钟鼓不作。斯圣人之所志也。　周道既坏，兵车之轨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乱。一变而至于战国，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可”下一本有“行”字）焉，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其侵伐之端，则善矣。　六逆论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者，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践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晋厉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亡：旧不足倚也。顾所信何如尔。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О？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