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者也。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果矣。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仲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季春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李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趋人收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窦窖，修共振？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赋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余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威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　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咳、鼾嚏、疟寒、疥病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时令论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为君人者法也。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举而废之，近而取之，若陈、隋之季是也。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时令，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不为之，将因循放荡，而皆无其意焉尔。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荡、相摩、妖灾之说，以震动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今子发而扬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　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一本“行”字下有“之”字）者也。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奚暇顾《月令》哉？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其有へ然而不顾者，虽圣人复生，无如之何，又何册书之有？　若陈、隋之季，暴戾淫放，则无不为矣。求之二史，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劲悍者，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犹十百而一遂焉。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　断刑论下　余既为《断刑论》，或者以《释刑》复于余，其辞云云。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殴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殴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缓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日以有惩，是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　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是知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