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