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坝是为了洪之用，作用重在通；如果尽行封闭，无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据靳辅云：“邮之南两大减坝，自正月可至五月；其三小减坝，自正月可至三月。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之，惟家堰，断不可。”其应之，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与该议。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在家堰的坝，不在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何益之有？”皇帝问：“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余国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拿他来挡箭牌，是很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尚书杜臻找病。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正好借此解除他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这就是说，同一减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洪，通向海，而靳辅所开的洪，通向平衍之区，这向的内外不同，与洪的宣大有关系。

“多谢关！”汤斌这样笑“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旁人的看法有两，一是钦佩慕名；一是妒恨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之说：“势分散，河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靳辅的减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潘季驯的减坝，是放海，靳辅的减坝是放人田”

这是不是河总督靳辅有意捣，谁也不敢说。但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尚书余国。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上游的减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京，等我当面问他。”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不同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闭减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十三岁的皇太，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情相十分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也不久了。”

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冤枉钱？

“老汤转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了阁，相公，”余国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及左都御史佛等人大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不得他一命呜呼。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中怀坦，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忠告。

“靳辅以为开海，有海倒，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与堤防甚近；现在海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汐，犹如人之呼，涨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为海所涌，则是江河之，并非海。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这是明珠与余国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坝该不该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与小人之争，君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不在乎，才予人以可乘之机。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和徐乾学、王鸿绪之。因为汤斌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余国知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明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阁，亲祭先师孔，然后开讲。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禀平和，也是个肯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海；正当工程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仔细勘查，才知上游的减坝，一齐开放；诸汇集，向下河，自然要涨了。

汤斌徐徐答：“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涨时，自易于宣，但平时如果不，则势分散，河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于运大有妨碍。”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这倒是实话，郭琇说：“靳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