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自诩的人，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人被任命为吏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据理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发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法等于革除了最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再者，他又把理德看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这重振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于常人。他的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的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于他自己而非于佞幸的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能为别人所承认的德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即用德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慨在这张的几个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弱无能的人了文渊阁的首脑。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常洛、皇三常询、皇五常治同时不分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的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情上则带有烈的煽动。提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实，把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的团。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年月。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断语。在这情况下，只有使全文官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待人接，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别人为小人，在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这时他还没有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往。但是阁讲学，他又必须有太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向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