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作线索，倒看回去，完成我们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演进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节四十八想做结论的目标越扯越远了，也只有知道李约瑟习性的人，才能向他作此建议。此公富于幽默感，有小孩子脾气，我们孩子培乐小时，李公常弯腰蹲在地上用食指在他鼻子上从上至下摸擦数次，也让培乐在他鼻子上如法炮制。可是他做事看书的认真，却又连他的至亲密友都觉得凛肃畏惧。因为他从小严格的训练自己，不仅一部书和一张纸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体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序发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时候不开玩笑，耳目都不旁顾，对时间绝对重视，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还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个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李博士是决不罢休的。有时他会像中国人所说的“结绳为记”一样地把他的手巾打一个结，直到问题解决才解松它。他对上述问题也不是没有切身的经验。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对这问题写了一部书。现在牛津大学执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学生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经过李公赏识。他们几十年前的通信，还在他的档案中。我和他谈论的时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极权国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这所讲的大问题有关系，书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对于节四十八的重视，是不言可喻的。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不长，但是李约瑟对我全面撤退，重新再来作有系统搜索的建议衷心地支持，以后我回美之后，他还一再由英国寄给我应看的书籍。

只是这样一来，以前对我们作经济支持的两个文化基金，对我们要求继续资助的请求，就不能通融了。过去他们对我们联名的著作，还很热心，现在听到我们要在研究中国科技之间顺带地牵涉到英国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就觉得这种建议，总有些荒唐。而且我们的建议也要由专家评议，这些专家无法体念我们的困难。他们总是说：你们是汉学专家，要是你们做你们份内的事，我们甘拜下风，要是你们溜出你们专长之外去班门弄斧，那我们就不敢领教了。我们又解释我们的目的无非用一种不同的看法，去重新安排已有的材料，庶几所得的结论，平易近人，符合实况，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风一致，并不是重新开矿，自炼钢铁，另外设计地去制造机器。况且李博士也曾发表过讨论英国历史的文章，而我在密歇根大学念书的时候，也选读过十六门有关近代欧洲史的课。更不说李约瑟的凯易思学院也有好多专家，可供我们的咨询，他的贴邻现已去世的罗宾生教授 (Joan Robinson)是世界闻名的经济专家，也曾看过我们的文稿，提出过修正的建议，可见我们并非完全铤而走险，异想天开。只是这种解说终于没有用。这时候我得到了古根罕基金(John Si摸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奖学金，让我去完成明末社会侧面的一本书，这就是以后的《万历十五年》。所以我这次从英国回来之后，除了教书之外，约一年半专注于我自己的写作。李约瑟和鲁桂珍博士于1977年夏天来美，在我们的家里住过一晚，我们稍微提到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此外我们彼此都把这问题暂时搁置了。

我们所做的工作，纯靠经常接头，在剑桥，我们每周讨论一次，连引用书目和写文章应用的字眼(vocabulary)都是在喝茶和散步之间决定的，这就不容易在横隔大西洋的距离下继续了。

布罗代尔教授在他的著作里提及：“资本主义”这一名称，虽经无数学者再三争驳辩论，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公认的定义。首先对这名词作有意义的使用，似为蒲兰克(Louis Blanc)，事在1850年。马克思，即从未提及资本主义。(马克思用“资本家”、“资本家时代”和“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这名词被广泛使用，还是本世纪的事。已经有些人，觉得这个充满政治气氛的字，一再滥用，实在是不成体统，主张凡是“有自尊心的学者”应当将这字摈斥于他们字汇之外，永不使用。布教授就此也说明，这建议虽好，其困难就是找不到适当的替身。此字若被禁止，则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