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可能有霄壤之别。

我们也知道，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予后人的影响极大。今日我们读《共产党宣言》，仍觉得好像欧洲封建制度一崩溃，资本主义即取而代之，其实这两件事相差好几个世纪。现在伦敦北部，有一个叫圣阿班司(St盇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伦敦连成一片，以前曾为庄园。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人口突然减少，当地的穑夫(英国的serf译为“农奴”极不妥当，英文中这字与villien并行，实际为“村民”和“鄙夫”今音译为“穑夫”因与以下说及英国土地制度有关)乘机将庄园记录销毁，这件事情被视为庄园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溃的具体化，时为14世纪中叶，等于中国的元朝末年，而英国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则较之还更早。

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即是剑桥正西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圣尼亚兹的小镇，地处欧士河(Ouse River)河滨，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这地方一个有力量的乡绅，曾投资将土地填平，装设栅栏，盖成了一个农作物交换的市场，鼓励附近的农夫来此交易，他就按产品入场抽税佣。一时生意鼎盛，也没有人问他是否拥有地产主权、获得市场的执照，只因为这还是青黄不接的时代，这两件事也是可有可无之间。这位乡绅也赚了一些钱，又将这市场顶租与人，直到接替人的第二代才有人告状，说是在该处抽税佣无历史的成例，事属违法，叙此事的书，也未提及诉讼下文关于黑死病与英国土地制度的关系见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摸n Law 5th ed(London，1956)，，311。圣尼亚兹的事迹，见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Ⅳ，1500-1640(Cambridge，1967)。我们都知道当日这种事例尚多，也就是以前农作物以平价公买于本地固定的市场这一习惯，业已发生动摇。然则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开交易(open marketing)相对］及城市资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却刚才发轫，还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李博士和我对这事感到兴趣，曾开车到欧士河边眺望，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只是此事发生于16世纪的60年代，在中国已属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和前述圣阿班司在中国元朝的事迹，相去逾两百年。而圣尼亚兹和圣阿班司两地的距离，又只有五十多英里。一事是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另一事是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其间的酝酿，有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的形成，一定还要透过很多的因素，采取相当曲折的途径，马克思派学者过于简化历史，不能对我们作有益的指导。很多中国作家受他们的影响，还要一再缕列中国经济在某方面特殊的发展，也不顾后面有没有组织系统，勉强说成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等于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为“预备成人”(preadult)，以便更加速地缩短这段时间上的距离。

如果用“资本主义的精神”作研究的起点，这对我们更觉得抽象而浮泛了。中国思想中有无数的例子，要是不顾社会结构的共通关系，可以和外国思想家前后几百年几千年随便乱比。有如“杨朱为我”可以当做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开山老祖，这对我们讲更不足为法了。

要是我们对旁人的解说如此吹毛求疵，难道我们自己的特殊立场不会被攻击？这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及，我们牵扯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实因与中国科技的发展(或是缺乏进展)有关，起先也没有顾及资本主义是好是坏，完全是站在中国的立场，采取了一个“无”的心情，去观摩一个“有”的境界。有很多学者，在这题目内起居了好几十年，他们认作当然的事，我们却认为奇特；他们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对我们却有实践的意义。我们觉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总是太局部。这当然不是我们心智灵巧，或者是道德高尚，所以能用新解释作工具，去“罢免”已有地位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