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商，多为盐商，但因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即家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资金转送权要，获得特殊机缘，卒获利有如藤井宏《占窝の意义及起源》，载《清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页551~576…此特权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动，纯赖政治背景，而无关于经济组织。又当日纵有少数商人，握有雄赀，有意革新业务，提商人地位，此宏愿亦甚难达到。因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必须通过社会背景，为举国一致之趋势。数人或数十人之规划，与一般习惯相违，又无下层商人及店贩之支持，必鲜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盐商，发现其积资最者达百万两，其趋向仍为利用其资金捐官，令弟读书仕，延揽学者，购置古玩书籍，其下者恣意挥霍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过大之资本，无商业之路。无限制之资本扩充，在传统中国为不可能。

《三言》中称商人资本雄厚者，为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为周将仕，其一夜典当库金珠细件失踪者，值“四五千贯”；为乔俊，有“三五万资本”；为张俊卿，为“万万贯财主”其他所叙均系小本商人，本银数十两或二百三百两。此甚有可能为当日一般情形，亦即极少数之富外，中级商人不可多觏，而商人之中分，仍为小商。其原因为大小商人之间，其资金无联系。大商人多依赖政治势力，小商人之业务，则限于本人亲之所经营。且所谓大商人者，仍有化整为零之势，前述蒲州王某，陵王克，均系以其资金分割，任用多数之客商，使其各尽其力牟利，而非结构为一庞大之商业组合。此亦因当日法律上及社会习惯上，未备此分工合作，厘定其各人义务，保障其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纵使有近代份公司式之商业组织现，亦必因无相似之机构为之定货发货垫借赊欠而失败。

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母息匄贷于人而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孙生而有知，更焦劳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摘录于多数著作，如《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27；《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6~267…以上两商人，因其资金较通，故持各商业之耳。但其步之，仍系相对的，即较各资金全不动之情况为活跃。其与现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甚瞠乎其后。徽商之汇兑，仍赖现银，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转借，尤未增加资金之数额。其得汇兑便利者为徽商，亦即一极小之乡里圈。山西商人确可将通常储存不动之资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观察，恐仍有溢誉之。然即使其所称全确实，其能树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项以经商者，全赖个人守及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则放债者为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为化整为零，不能聚集度发挥其运用。因其缺乏庞大商业之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亦不能以额之商业资本为担保，引诱其他有居积者继续投资，并遂行大规模之信用借贷，亦即无法扩充银行业务(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之银行)。各小规模之客商，则既无力亦无意于其营业之现代化。诸如贷款与生产者以促其制造，设立通信机构，组织定期船舶之经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规模客商之所能计及。商大贾则在此落后之商业组织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大利。两者均与资本主义“萌芽”之趋向相反。

织者，则因其无纯经济利益，非人关系之组织，其资本增大时，不得已而借力于血缘关系维持。但此习惯在长期中阻碍商业之发展，因血缘关系不能经常与纯经济利益相始终，其任事者为“亲戚知”则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此亦甚有可能为其放弃商业，改变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