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方能获得高度利润。万历时耿橘之《平洋策》称：“商贾获利三而劳轻…贩盐获利五而无劳”此《平洋策》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册5，节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7…原文笼统欠确切，其前文则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则似称商人获利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经营之所致，则未阐述。唯其印象为商贾获利多，则无可置疑。又多数日本学者，引证《史记》，亦称传统中国商人，纵忠实不苟且，每次资本转运之余，亦必获利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进者，则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90…亦即三次周转，本利相埒。若此为经常情形，则可知商业发展，不能与现代社会情形比拟。其背景为商业资本有限，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虽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至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之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剩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经商之地均有接触，则其经商多以两端物资互相周转。如阿寄之以银换漆，以漆换米，又以米换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之吕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仓收买棉花、布匹，贩运山西，回时又“收些粗细绒褐，转来发卖。”因其旅途操劳，既有其一，不如并为其二也。

然物资周转，不能随时遍地皆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富饶，常为通商时银货入超之区。即该地区，税收较各处为多，民间白银既以付税方式缴政府而转运于华北，则必赖以当地土产吸收华北之白银，方可在长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薄Ｊ且陨倘司常携带现银往该地区采购物资。清初叶梦珠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所织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阅世篇》，卷7。节录于《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页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均似称一年之内，商人携现银入境，可积累达数十万两。《三言》非研究商业之专著，无计算其总数之处，但各章节间，均有各地客商亲携现款之记载。《施润泽滩阙遇友》称施途拾包银六两，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足见客商身携白银，是为常态。《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称客商有银二百两，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两为重十二斤有半，其赘疣情形可见。《陆五汉硬留合包鞋》（《恒》)亦称：“兜肚有两锭银子，每锭十两重。”即《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称卢楠，虽系地主而非商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子，银藏在兜肚中。”

即使资金超过“腰缠”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携带，此可在《三言》资料之外窥见。如《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所述“万金”实际为白银万两，为重六百余斤，虽则文字为概叙，不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所携之本银，谅非小量。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见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显系白银。

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润泽两次掘地得银，每次均在一千两以上。《杜子春三入长安》(《恒》)叙隋代事，但其中所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可视为明朝社会常态。《膝大尹鬼断家私》内，倪太守竟埋金一千两，银一万两。虽其数量可能为小说作家之渲染，然藏银地下，则为富家习惯，其他资料，亦称如是《中国货币史》，页480；周玄А躲林续纪》（涵芬楼本），页5。，情节确凿，为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达之又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