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晚明商人(4)

三、坐商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恒》)中之高赞，即为一例。此人“少年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dao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guan，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经常坐商不兼zuo客商，因两者经营，均须亲shen预闻，坐商即不领琐务，亦须密切监视。《刘小官雌雄兄弟》(《恒》)中之刘方、刘奇在河西务开有布店。河西务为运河北段商业重镇，此布店当代表一般情形。但业主因店务忙迫，竟不结婚成家，以便专心照guan。刘奇云：“我与兄方在壮年，正好经营生理，何暇去谋他事？”又《新桥市韩五卖chun情》（《明》)托称为宋朝事。新桥ju富吴防御开了个丝绵店，又在五里外灰桥设有分店，势必令子吴山照guan。“吴山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他曾对金nu云：“父母止生得我一shen，家中收丝放债，新桥上chu名的财主，此间门前铺子，是我自家开的。”此铺店虽有主guan一人专理买卖chu入，吴山仍须“逐日将卖丝银子账来算”

明代商人除盐商及木商外，罕有批发商。因坐商既不往chu产chu1收购wu资，对收购wu资之客商又无所统治，则其经营必仍以零星收购零星贩卖为原则。前述盛泽镇绸店，客商则“蜂攒蚁集，挨挤不开”机hu则“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chu脱。”则经营绸店者势无批发之可能。上段所叙吴山为当地ju富，但其对主guan云：“我入城收拾机hu赊账，回来算你日逐卖账。”则其所收丝，仍系零星卖与生产者，或以赊账方式而附行高利贷。此与其他文件记载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chu”原载《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bu。《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224…又张瀚为1535年进士，后任吏bu尚书，其叙述彼祖先在15世纪及16世纪之jiao以织丝致富，常被若干学者摘录为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其实其原文云：“购机一张，备极jing1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hu外…”原载《松窗梦语》，卷6。《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36。张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叙商人，则又与小生产者机hu直接接chu2，商业经营仍不chu传统方式，即织即卖，全bu重点为现金jiao易，无资本主义象征。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购wu资chu售于消费地坐商之详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称之阿寄贩漆于苏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贩布于赣州石城县，及吕玉之贩布于山西，均以零星chu卖为主，暗示当地坐商，亦以极为jin缩之资本，逐日经营，无力大规模收购囤集，以掌握市场。兹项情形，与吾人所知之明代商业习惯相符。因消费地之坐商，逐渐成为批发商，则必guan制客商之携货入境者，或放债于后者，或投资而互为契约。若真如此，则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必为改观，结果为资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数目减小而其经营范围扩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独立xing而成为坐商之雇员。此情形继续发展，商业资本终必投资于生产。但此诸条件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蜕变为批发商，以促进资本主义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资金欠集中，亦可于商税规制中窥及，如北新关在杭州城市内外课税于各行商，至17世纪之初，其所课者为“区船一千二百余只，行hu三千五百余名，每名季钞少者仅二三十贯”《北新关志》，摘录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册32…如批发贸易发达，则其税收无待于针对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hubu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呈万历帝之奏疏，称税使四chu，商人避税歇业。文内称河西务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今独存两人。临清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神宗实录》，页7073…文中称布店、缎店及杂货店，当系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