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但实际上，你是一个大将军，我怎敢指挥你？

在众人怂恿之下，他们互相敬酒，纪念过去的时光。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气氛一直很僵硬。徐是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个方法。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在第二道菜上来后，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这个人的脸，”他说“看起来如槁木死灰，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根据他的看法，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而且很有组织长才。朱世明才华洋溢，却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并不善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没有人心存怨怼。如果有冲突，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

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战。但我现在认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否则，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开牡丹，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就面相学来说，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

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

在东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换成平民护照。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席巴德(WilliamSebald)，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身兼大使职务，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和家人团聚。以他的语言能力、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朱将军，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东京，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Lungan)贸易公司，请朱将军当总裁，他同意了。他或合伙人都没有资金，打算从零开始，从事进出口业务。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既无财力支援，又没有内线管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最后终于歇业。

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让他无处可去。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但他知道，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朱将军忽然生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但幸好日本比他想象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

我到美国时，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后来我忙着求生存，逐渐和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muelC盋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最近我们通信，证实上述说法。Samuel还告诉我，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在安亚堡，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我在日本时，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到美国后，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不拿酬劳。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可能是透过香港，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

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因此，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幸运的是，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为何不写小说？”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浩伊(RobertFultonHaugh)，他是英语副教授，当时也教创作课程。我告诉他，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但太过复杂，很难处理，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

对浩伊教授而言，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看看《战地春梦》吧。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但他仍然参战，当救护车司机。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他自愿替他们服务，但却被指控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传统，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他彻头彻底地独立，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Noon)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