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他反而会尊敬。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上咖啡时，他训了他们一顿：“如果敦克尔克大撤退后，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英国的确会完蛋！”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居然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他指出，毛泽东从不曾放弃中共军委主席的头衔。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时，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叶山会议”的风波。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引发轩然大波。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共产党，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起先是针对杜鲁门—马歇尔政府的态度，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叶山会议”不过，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就常识来说，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要变节根本不可能。吴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无论是英文或日文。

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一起传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沈是告密者，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到了1月，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更复杂的是，团长是何世礼中将，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KarlWidenbach)，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对我来说，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反而比较像特务。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一个鸡尾酒会。我自我介绍，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他就告诉每个人：“朱身体不好，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话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别人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

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

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不仅如此，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共产党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绝不是喷气式飞机。”他的口气很权威。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

到那时为止，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对他来说，外交部长叶公超(乔治·叶)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都曾经从他那里“得到教训”更不要说汤恩伯“我管浙江时，他是我属下。”他如此说。事实上，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乐意见他丢官，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然而，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简直可以吸他的血。

这个汤将军，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汤仍是下级军官时，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抗日胜利后，陈仪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管理失当，对台湾人民残暴，因此下台。共产党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汤还率领数个师。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如果劝汤加入共产党军队，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陈仪于是写了一封“亲爱的小老弟”的信给汤，坦呈他的计划。汤果然是个叛徒，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陈仪因此被捕，后来被枪决。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

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才能获得权力。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只有一个方法：征召日本的志愿军。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加以训练后，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一旦成功，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如果是特务、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我无从得知，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在这件案子里，他也和威洛比的CM2保持联系。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当代表团依照惯例，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命访问日本时，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最后总部来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势下，汤将军不宜来访，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汤已经持有机票，不肯相信有这回事。他还是硬搭上飞机，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无线通讯往往返返，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共产党的朱世明。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

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春天时，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被派到东亚各国，谋求成立反共联盟之类的组织。吴铁城到东京时，朱说服他带领我们——他自己、另外一位团员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共产党呢？他在国际反共前线上奋力作战，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但我们被飨以国宴，还参观阅兵仪式。令我惊讶的是，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野战级的军官。他们在中国时，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保证未来“统一后取得北韩时”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两个多月后，北韩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

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因为这通电话，我无缘见到“东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中国称为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总之，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