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正步的优之，不在于踢得有多，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扰。我们必须无视于前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我们了许多时间在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他命令我们长期在这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后，突然伸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的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往前。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盖骨底有压力时，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衣领也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你。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上。我考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泽东的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也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