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bu 自己的浴室(1)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jiao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jiao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bu借chu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dao中某chu1有座老式座钟发chu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qiang，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chu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ting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huan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nang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mao制服经过适当的熨tang后，勉qiang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jiao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shen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tao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shen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yan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bu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bu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pei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zhong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mei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shen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qiangbi1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chun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zuo，mao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dao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shen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wu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mao泽东对他们翻脸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