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④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