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祠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④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④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权（civil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④治”（realPolitik）更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