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么宗教与政④治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推衍，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线。所谓长生不过继续着现世界之经验而无其痛苦，那么以浮雕来愉悦死者也已恰到好处，而用不着赎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使建筑师设计时尽心竭力的构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观务必包括一个整体的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体统。这并不是基于现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们认为，天子务必对上苍负责，而使治下的亿万生灵满足愉快。刘秀的朝臣曾于公元54年劝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当时以天下苍生尚未能安居乐业为理由，拒绝了这项建议。不出两年，他却改变初衷，举行了封禅礼。这当中自然有可疑之处。什么是安居乐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答案虽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后汉之意识形态着重一切保持原状，朝廷则冀望向各方一致讨好。刘秀与王莽之斗争至为短暂。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从造反的农民及各地军阀手中夺来，征伐的时间超过10多年。当初是因为自卫和保持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才举兵，刘秀与他的将领当然从未忘怀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读经典，更加上在农村的实地经验，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数农民之要求得到满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所以刘秀注重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