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细的观察。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有决定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显。它的心观念是天人合一、之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韩国，最南则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国本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土，上面有两个艺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托也有这两位工匠署名的漆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较为合适的解释。

刘秀鼓天人合一观念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优渥，使不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明的外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狼，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④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短），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汉代君主不时发诏令，提到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卖为。多数隶只在家中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隶不及全人1％。

到了后汉，匈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年两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侵的程度不，所以不像对匈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击的范围亦较小。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于帝裔，只因年代长久，他的家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涉，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