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之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货志》。二十四史内有货志12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行资本主义是一成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标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76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这当然不放弃传统德的立场，而司光本人就卷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知“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光说来，这也是说司光等的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人韦伯所说的“新教理”之境界。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成为一思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