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首先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Williamthe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工？这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神，基于新教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苦，天立地，德升华的观。在他看来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当然这观念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劳工仍在自信的保持着这些理信条。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各个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

韦伯（Max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理（protestant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已被选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comformist）牧师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言行证实英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付文人，使其他各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术，它本也逐渐减轻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召的力量，以致成为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与韦伯同时而同于德国唯心主义之门下者，有前述之宋特。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神自基督教的新教理，宋特则认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利时）将这神带到英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固穷的理想（povertyideal）”宋特总认为在资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神全是两回事，它们虽可以在某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图以最经济的光来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歧途。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可是整来说，他这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术的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于用象的论断来衡量的事，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环境背景和阶级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raiders）。他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波nds），将若大公司的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卖，有的加，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与消极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系。这组织与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理”和“资本主义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韦伯也会到新教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系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法的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神而产生，却会因质生活的推广而增。由此也可以看韦伯等过度调理想主义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