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世称“华山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彩，又归于一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则有，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有关。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最为中外学者称。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学的人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巾破履，人望之知为学君也。”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朱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他为人细，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之地（心灵与外办接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耶？”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支持它，就要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工。朱历仕宗赵构、孝宗赵、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00年逝世。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应，在朱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会贯通；也和孟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方法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为尤著。朱熹指这些弱非不真切。同时他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