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鲍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最讨厌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是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仔细间我邓尼茨在普洛恩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讯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大概他正在过选继承人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那时候夜里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一直谈下去。他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怄偻着身体，左手里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斯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象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到这次是被召唤来枪决，因为我看见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斯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斯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秉赋了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说来，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他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下去，象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象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具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象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谈到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象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斯坦因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只怪所有的人不好，单是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忿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