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尔与希特勒自从当上了斯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于斯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计划”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航、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爆炸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斯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破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

斯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那样象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克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脑。他知那场战争已经输定，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靠连哄带骗，终于撤销了这些命令，他持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分。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本不去接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象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那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去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统帅。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通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当时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发生的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斯堡，去南方据继续指挥作战了。

击中占据了雷桥，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够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希特勒最后面对真实情况，知并没什么斯坦因纳的攻，他就忿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来。那好象是一座垂熄的火山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叫，骂他周围那些人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终于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作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去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逃到了这个或那个里各自逃命了！

倒霉的是，他这两面三刀的法使我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决了那四名雷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象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坠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攻势“斯坦因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人的谎话哄了过去，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斯坦因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那样言巧语地安他，说攻势正在行中。那么，他就追问，斯坦因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