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横细竖粗颇讲分寸，倒也有几分书家风范，一个全世界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我”字，往往被他写得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气冲霄汉。

但这回奇怪了，陈墨涵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欣赏，觉得奇怪。别人写“我”一撇一横竖弯勾，从左至右。但梁必达不是这样，梁必达不按笔画规矩来，而是先写一个手，再写一个戈，把一个字的两部分分得很开，怎么看怎么不像个“我”字。

陈墨涵说：“梁大牙你搞什么鬼？这还像个字吗？”

梁必达说：“怎么不像？这就是我。他娘的，老子不当军长了，这只手拿不到戈了，就成这模样了。”

陈墨涵恍然大悟，说：“你应该把右边那个‘戈’字一横一点一撇都去掉，剩下的那就是个锄头，现在的梁大牙就是一只手持一把锄头的形象。”

梁必达说：“言之有理。你这个白匪，还挺会类比。”放下笔，津津有味地端详他那个不伦不类的“我”字，又有了新发现，说：“如果再把右边那一撇调整到左边来，按下脑袋变成一捺，左边成了一个‘禾’字，右边是一个‘弋’字，‘弋’就是木桩的意思，‘我’又成了一把草和一根小木桩。哈哈，有意思，‘我’是什么？

‘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我可以是手持戈，也可以是桩边草，要是去掉左上角这一撇呢，又成了个‘找’字。嘿嘿，你别说，距离‘我’字最近的就是个‘找’字。人啊，一辈子就是个‘找’字，找来找去就是找那一撇，那一撇是什么？对于商人来说，那一撇是钱财，对于政治家来说，那一撇是官位，对于男人来说，那一撇是女人，对于女人来说，那一撇是男人，对于军人来说，那一撇就是对手，找到了对手我才是我。”

陈墨涵听着梁必达的高论，不禁暗暗惊诧，这个看似粗莽的汉子，不光打仗无师自通文韬武略，听他这一番话，还真有点哲学味道。

梁必达发表了一通灵感之后，又沮丧地说：“我们现在在找什么？娘的，就找一条，找公道。找回公道，老子还是手持戈。老子就把左边这只手去掉下面的两横，去掉两横就是个单立人，单立旁人加‘戈’是个什么字？‘伐’也。”说到痛快处，恶狠狠地把笔往报纸上一掷，气冲霄汉地喊了一嗓子：“只要有机会，老子还要杀人！”

陈墨涵笑笑说：“我要把这个信息赶快给江古碑之流通报过去，要不然，那真是放虎归山人头溶地了。”

梁必达不屑地说：“他那颗人头还算人头吗。在凹凸山，我要想收拾他，一百个机会都有。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那时候我认为，像他那样窝囊的家伙，你就是让他当个敌人，他也是一个翻不起大狼头的小泥鳅，不值得为他动心事。没想到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臭虫，现在还真长成了一条恶狗。没有甄别那一天便罢，有了那一天，他就是喊我梁大牙当爹，我也不会饶他了。”

陈墨涵说：“梁大牙，你再看看这个字，这个‘我’字，你把下面

的一提一撇和上面那一点去掉，再把右边那一勾拉直了，是个什么字？”

梁必达认真地琢磨了一阵子，一拍脑门说：“娘的，是个‘升’字。你的意思是，劳动改造了这两年，我们还可以升一升？”

陈墨涵笑道：“不是我们，是你。不过，要想升一升，你得去掉一些东西，右上角那一点是乌云，是压在你头上的三座大山，说白了就是上面那些兴风作狼惟恐天下不乱的坏人。”

梁必达说：“好啊，我明白了，那么下面这缠在‘我’两条腿上的一提一撇，就是江古碑了。不对，江古碑算个蚂蚱，他缠不住我的腿。他就算一提吧，他在左边，是个形左实右的狗腿子。那么右边呢，这一撇有文章，没准就是你这个国民党白匪。”

陈墨涵不气不恼，大度一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既然我是白匪，当然是纸老虎了，一捅就破。我的下半辈子，苟延残喘罢了，哪里能缠得住你梁大牙革命的大腿啊？你狗日的不老实，现在都快当犯人了还想升官？我看你真是屋檐下的大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妄想变天。你实话说，你搞没搞女人？你迫害过谁？你算计过谁？蛇打的洞蛇自己知道。以后，就是甄别了，也有人在下面踢你的扫堂腿。不信

你等着瞧。”

梁必达说：“你个白匪别吓我，只要甄别了，给我一个师一个军，一百个人撂我的扫堂腿我也不怕他。”

不久，陈墨涵的妻子俞真和梁必达的妻子安雪梅结伴而行，辗转来到了凹凸山腹地的七二八农场，来探望她们的丈夫。七二八农场当局对于安雪梅和俞真的到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此时国内政治局势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梁必达所说的某某某首长当真出山了，从报纸上能够看见他的名字了。就在此后不久，又得到消息，下放在南方某地的王兰田已经解放了，并被任命为D军区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