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法官先生，谁能向您证明第三个戈迪不是在这里，正在执行谋杀计划呢？谁能证实另外两个戈迪，埋伏在附近，跳过墙来不是为了抢救受害者，而是为了制止他的叫喊与结果他的性命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控告您本人呢？”

“我有一个小猎场。戈迪兄弟是偷猎者，他们劣性不改。由于我的举报，他们两次被当场捉住并被判刑。今天，他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控告我，是为了反控告，他们要报仇。”

“像您所说的那样，只是个假设而已。他们为什么会杀人呢？”

“我不知道。”

“您想象不出抽屉里被盗走的是什么东西？”

“想象不出，预审法官先生。我的朋友沃舍雷尔并不富裕，尽管有人说他有钱，他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放在一个证券经纪人那里，家里什么也没有放。”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有。”

“他的书呢？”

“不值钱，你可以查实的。他为此感到遗憾。他曾想搜集孤本书与古代的精装书。可是他没有钱去买。”

“他从来没有跟您谈起戈迪兄弟吗？”

“从来没有。虽然我非常想替我死去的可怜的朋友报仇，我不愿意讲任何与事实不符的话。”

审问继续进行。预审法官接连逼问戈迪兄弟几个问题。总之，对质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搞清楚了若干次要问题之后，法官们回到丰蒂纳。

勒博克先生的产业，位于村镇边缘，并不比“茅屋”的范围大。很高的树篱修剪得很整齐，围成园子。透过入口处的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圆圆的小草坪，一座刷成白色的砖房子。跟“茅屋”一样，从栅栏门到房子之间的距离为十五米至二十米。

预审法官请勒博克先生坐到凶案发生那天他所在的地方。勒博克先生就坐在窗子那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嘴里叼着烟斗。

在这点上，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所有经过栅栏门的人，朝房子望一眼，不可能看不清楚勒博克先生。五个被召见的证人，丰蒂纳镇的农民或店主作了证，勒博克先生在案发那天，从中午至四点钟，都在家里，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他现在坐在法官们面前一样。

法官们对警探并不掩饰他们的困惑。贝舒曾对预审法官介绍过他的朋友巴尔内特，说他是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的侦探，预审法官于是忍不住地问道：

“案件错综复杂，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是呀，您有什么看法？”贝舒帮腔道，向巴尔内特使了个眼色，重申他出于礼貌的推荐。

吉姆-巴尔内特旁观在“茅屋”的讯问全过程时，一言不发，贝舒问了他几次，也是白问。他只是摇摇头，嘟哝着发出几个单音节。

这时他友好地回答道：

“复杂得很呐，预审法官先生。”

“是吗？其实，天平并不倾向这敌对的任何一方。一方面，勒博克先生不在现场，那天下午，他完全不可能离开他的家，确凿无疑。但是，另一方面，三兄弟的陈述，我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确实可信，一点不假。在右边或者在左边，肯定有可耻的行为和卑鄙可笑的举动。但是，究竟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戈迪三兄弟是否无辜？他们是可疑的人物，长相粗鲁。笑容可掬的勒博克先生可能是罪犯吗？他满脸天真与宁静的神态。或者应该假设一下，悲剧中所有的演员的各个方面，是否跟他们扮演的角色相符合？勒博克先生无辜吗？戈迪兄弟有罪吗？”

“总之，”福尔梅里先生满意地说道“您也不比我们有更多的进展。”

“噢！不对，我有很大进展，”吉姆-巴尔内特断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