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军总司令。这一年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指一九四五年九月国军队开始实行对日占领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为止的这个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军继续留驻日本，国并拫据日“安全条约”与日本签订了“日行政协定”等条约，日本仍在国半占领状态下。——译者注）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军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这个范围为原则。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提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或者不如说，军事的策略。

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行调查后所得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他的牺牲对当时那混的形形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裁。我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釆用什么文学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分多。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历史学家的“历史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又没有关连的；也就是说，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大的空白。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关于“下山事件”我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公开提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费了不少时日。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来，再据这些资料提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裁直接得多。

最初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本打算用“小说”的裁来写。

发生在北海的“白鸟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彩比较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事件也可以看，它是工会运动的心力量。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弹似的，斗争陷了低，终于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