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从第一现场运到第二现场。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放在铁轨上。做替身的那个班所担负的也是独立的任务，管绑架的那个班也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工作。这几个班彼此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十

有一个叫新谷波夫的人在《文艺春秋》周刊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

他（新谷波夫）是大阪“反间谍队”的骨干，由他的上司——一个叫作约翰·田中中尉的二世带到东京来了。不知道任务的内容是什么。他开着吉普车，把车停在小川町的三菱银行那里。过了约莫一刻钟，一辆黑色“别克”牌汽车从银行侧面开了过来。

“于是，田中下命令说：‘跟上那辆车！’我开着车跟在那辆车后面跑。从松住町追到万世桥，快到万世桥的陆桥时，也许是因为开得离前面那辆车太近了，它闪开路让我们‘超车’。没办法，只得赶过去。可是又怕它半路上拐弯，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那辆‘别克’，好再跟踪它。‘别克’从天神下穿到御徒町，又从松坂屋前面折过来开到神田车站。到了神田，‘别克’在同一个地方兜了两个圈子。我们也跟在它后面兜了两个圈子。这时，田中说：‘成了，再到国铁总厅去一趟。’他大概和别的车联系上了，以后就由那辆车去跟。

“回到国铁总厅之后，田中到里面去了约莫五分钟，出来就说：‘赶快到三越去。’我把车开到三越后门，将田中送进去后，就把车停在停车场。

“我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田中拿了个茶色牛皮纸大信封走出来，递给我说：‘你带着这个，一直回大阪去。我还有事，不用等我，马上走。’说完就又走进三越不见了。我觉得好像被狐狸迷住一样，一时发了楞。那天晚上我就照他的话一直回到大阪去了。信封里装的是国铁裁员名单。我从报上知道发生了‘下山事件’。但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个事件有丝毫关系。”

据说这个约翰·田中中尉确实在大阪的“反间谍队”里工作过——他就是大阪“反间谍队”的头目。在他下面还有前宪兵中士、前京都地方检察厅厅长、前中部（日本本州岛中部，行政系统上包括新泻、富山、石川、福井、长野、山梨、静周、歧阜、爱知九县。——译者注）宪兵司令部特高股分子等，构成了一个班。新谷波夫则是这个班的下级特工人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绝不能让各个班知道他们各自的任务，每个班只是基层组织中孤零零的一个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和平行的班有联系，上下的联系也只有各班的头目才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班通统由情报部中央的高级人员来掌握。就“下山事件”来说，各个班大概是由各地召集来的，并没有告诉各班将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上级只是根据各班的特长选出了他们，并命令他们到东京去。他们来到东京后，刚刚完成连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任务，仓促中就又纷纷离开东京。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怎样了呢？一年之后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些特工人员如果是军人，也许就被送到最危险的火线上去了吧。反正在某个时期到来之前，这个事件的全貌是无法弄清楚的，凶手大概也是永远抓不到的。

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有跟下山身上所沾的米糠油（即所谓“下山油”）类似的油，但没有完全相同的；色粉的真正性质也没有公布出来。秋谷博士曾经给检察厅写过鉴定书，但是他绝口不谈该鉴定书的内容。从他所说的“谈出来就会弄清楚惊天动地的事实”这句话，大概就可以知道“油”和“色粉”的真正性质了吧。

下令制造“下山寄件”的人究竟是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光凭想象来说的。不过，下面这些话似乎是可以说的。加贺山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可是我认为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铁的大规模裁员也逐渐有了进展，终于顺利完成了。在这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原来受到工会压力的战后企业界也能安下心来努力从事公司的复兴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的契机的划时代的一年。因此，下山总裁的死是个有价值的牺牲。我衷心认为，下山总裁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也会聊以感到欣慰的。”

这是从结局上来评论“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结局论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没有人由于预想到这样的结局而阴谋策划了“下山事件”

这就是说，谁也不能断言，策划这个阴谋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国铁裁员工作，为了镇压日本“走得太远了的民主运动”并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径上去，以便将来对抗外国共产势力。

阴谋策划者原打算让人觉得下山总裁是“自杀”的。但是警视厅的二科却并不认为他是自杀的，而断定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沿着这条线索侦查起来了。在阴谋策划者来说，即使人们把下山看作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想使人家认为这是共产党方面干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做过这种宣传。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和警视厅二科沿着谋杀案这条线索追究时，侦查工作转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这条线索逐渐变得很不符合阴谋策划者的心意，甚至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如果作为谋杀案来调查，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事件揑造成为日共方面的阴谋，这时只好下令停止作为谋杀案侦查下去。想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地方捡察厅和警视厅二科的侦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说，阴谋策划者在这个案件中布置下两种疑云：自杀和谋杀。在自杀方面，预备了那个“替身”那末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地作为“谋杀”好让人家觉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划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妨作以下的解释。

笼统说来，当时日本的治安机构中，国警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局掌握，而自治警则由民政局掌握。检察厅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在策划谋杀下山总裁时，一定想到事件发生后，会由民政局支配下的东京警视厅来担任侦查工作，也会想到东京检察厅要指挥这个工作。警视厅的侦查技能之优秀是世界驰名的，这一点，他们大概也考虑进去了。他们也料到，检察厅和警视厅侦查的结果，也许会识破“共产党员和‘赤色分子’中的急进派杀害了下山总裁”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在这种情形下，与情报部对立的民政局也许还会责备这个阴谋策划得拙劣。当然，这件事不会在日本人民面前公布，而是采取向麦克阿瑟和美国本国汇报的形式。即便没有发生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经在调查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贪污问题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范的就是民政局。为了避免下山总裁是“赤色分子”谋杀的这种说法在侦查阶段就露出破绽，就得事先准备好转圜的余地，所以才放出下山总裁自杀论，以至“替身”这条伏线为吧。也就是说，特工班同时布置了自杀、谋杀两种疑云。如果情报部把治安机关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下山事件”就一定会策划得更干脆一些。

至于那个“替身”是谁，我是有个想法的。当时的检察厅更不会不知道。事实上，对“替身”也曾经追查过，但是自从下山总裁自杀论出现之后，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评论家平野谦）看到我这样写，就说：“替身”一节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连当时和下山总裁不睦的加贸山副总裁都认为有个“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末警视厅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断定它为“自杀”案呢？阴谋策划者为什么没有让该厅明确公布这一结论呢？

会不会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断，好隐隐约约留下谋杀案的气氛，以便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远保留这样、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过激的国铁工会会员干的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式公布案情为“自杀”警视厅毕竟感到犹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点结论之类的东西，这样才利用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形式非正式地公布出来。

据传，这份《白皮书》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警视厅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由某人卖给杂志社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计谋是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某人主使的。

关于这个事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谣言。举例来说，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会散发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写着；“在下山国铁总裁被杀害地点附近的地面上，有美军大皮靴的痕迹。到过现场附近的几个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有一辆美国军用卡车从犯罪现场附近的桥上经过。运输省某官员还提出证词说，他曾经在国会大厦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下山和一个美国人同乘一辆美国汽车。这些证词并没有引起重视。”还风闻坎农机关与此事件有关，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农这样一个下级机关来策划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所做的推测。如果把“下山事件”当作推理小说来看，那末再没有规模此这更庞大的阴谋了。

《“下山事件”白皮书》是硬沿着自杀论的前提做出的报告书；所有涉及谋杀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当然，我绝不认为侦查一科的那几位站在最前列的侦查员从一开头就受到某种约束才主张自杀论的。但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到达现场后，仅凭直觉就遽然认为下山是自杀的。正如侦查一科科长堀崎所说的：“多年从事谋杀案侦查工作的结果，一到达现场马上就会凭着直觉感到这是谋杀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直觉。因此这是自杀。”（引自加贸山的文章）恐怕这是侦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杀论的有力根据是：盖在尸体上的下山上衣口袋里装着现场上的杂草，说是与前文中所引的目击者山崎竹子的证词一致，但是这类东西，事后愿意装进多少也容易办到。

对下山的谋杀就是为了挫败日本“走过了头的进步势力”而策划的阴谋。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选为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为他作为国铁总裁，坚持独自的立场，对美军总司令部或沙格农的方案进行过抵制。下山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把国铁裁员问题理解为一个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激怒了那个以至高无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农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下山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迂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