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攻击，是一条自左眉斜至右颊的伤痕。这伤痕不在后脑而在面颊上，所以可以断定左撇子在右侧，对受害者来说是在她左侧受到棒击的。衣柜跟尸体之间的距离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话，不用说，挥起棒会碰到衣柜，凶犯尽可能会离衣柜远些，一般就会攻击对方的右颊。但是，验尸报告上说，左颊部位伤势严重。而且，用棒的一头垂直猛击头部，是因为当时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脚边，这是由惯用左手的人干的。这么设想完全合理。

大冢律师正思索这些疑点时，蓦地变了脸色。从第九次审讯记录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记得报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随即朝阿菊婆的前额和脸上击去。”如此看来，真正杀害阿菊婆的凶犯只能是个左撇子。

大冢律师又翻起厚厚一叠的案卷，好似进了密林，不放过检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细节仔细地研究者案情。当夜，被告进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迹这个事实，是对柳田正夫极为不利的证据。血迹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裤子卷边上，渡边菊的血型是0型，跟裤子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这个鉴定是对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证。然而…大冢沉思着，在柳田的衣着上，沾上被害人血的只有裤子卷边这一处，在检察官的公诉书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认为血都会溅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这一类钝器殴击面颊和头部，血液极少飞溅出来。因此，溅出的血迹不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大冢想，暂且按他这个论点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虽不象利刃类凶器会切断血管及动脉，血是不会四下飞溅的，然而，也会有另一种看法。柳田正夫的裤子卷边处沾上血迹，但在裤子的上部、上衣上却没沾上一滴血迹，相反证明了杀害渡边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从渡边菊头部和面颊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并不多，但这不多的血却站到柳田正夫的裤脚上，可以认为当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后，柳田正夫才进入室内在不知不觉中沾上了血迹。当时，凶犯对渡边菊的头部和面颊猛击之后，血液未必马上会流到榻榻米上，受了伤过些时间，血才会大量流出。因此，认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击对方，血会立即沾到裤脚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裤脚上又沾上从火盆中飞出的灰末，这就是说：当渡边菊受到袭击，挣扎之时使火盆上搁着的铁水壶震歪，开水溢到灰上，扬起灰烬洒落在地上。这之后，柳田正夫走进来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辩时说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后进入现场的。

起诉书中说，渡边菊等待被告的拜访，这天晚上备好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还在火盆边上放了陶壶、茶叶罐，水壶里煮了开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为欠债未还，曾受到渡边菊当面辱骂，柳田正夫屡屡求情，并没有将债还清。所以，就算柳田说今晚来送欠款，渡边也不见得相信柳田的话，不会把他当贵客来招待。因此，渡边菊等待的来客不是柳田。

现场的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