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用什么敲打山岸的后脑？”“答：一松木柴，像人们烧老式炉灶用的。”“问：那木柴约有多长？”“答：大概有三十厘米。”“问：木柴在什么地方？”“答：噢，堆在山岸屋后的屋檐下面。”“问：你说你早知木柴堆的地方？”“答：是的。”“问：你在作案后怎样理那木柴？”“答：我放回原。”“问：如果一起到木柴堆那里，你能指认那木柴吗？”“答：当然，如果没人移动过。”“问：从尸被发现以来，房已被警方封锁，一切保持原样。”“答：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了那里，能从柴堆里挑那木柴。”

证包括银箱和木柴。银箱上没有指纹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警方调查报告里关于木柴上的指纹问题是这样写的：

中村古屋证明他看到上木走向山岸的房，但没看到上木走山岸的房，因此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

“他们把我移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事实真相。”

柴当凶的。我本没有杀过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个警探从柴堆第二层拿了一长木柴，问我是不是这一。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我不承认也不行，就说是的。这就是被当作我行谋杀的所谓证。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木柴上没有发和血迹。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山岸是秃，伤往外血很少。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糙，找不到指纹。

“在提供这一证据时，被告最合作了。”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屋谋杀山岸的。我本没屋去，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接着，报告写了挑木柴的情况：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不会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

“被告被带到山岸屋后屋檐下的柴堆，那里有一堆约三十五层的木柴。他迅速地从上第二层认一来。他说：‘就是这一，就是我用过的一。’一名警探上手，拿下那被指认的木柴。被告也上手，用右手接过木柴，左右挥舞了两三下，又朝下挥打了五六下。他说：‘就是这一，没错。’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公诉人却不相信这第二份供词，认为上木欠了山岸一大笔钱，还不，面临抵押将被没收的威胁，谋杀动机是明显的。上木有时间作案而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