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14

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