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