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