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就嫁给了一个叫多尔蒂的人，他比她大十岁，住在北部（他是有权势的市议员鲍蒂·保勒的政治伙伴），驾驶着一辆豪华小轿车。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因酒后驾车，与另一辆车相撞，死了。

珍妮在认识我以前已经守了一年寡。我们在一起时，她很少提到她的前夫。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都是我从别的地方了解的。而关于她，我只知道，在她丈夫死后，她没有回到她富有的父亲那里去，而是在北部租了一所漂亮的公寓。像珍妮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一切好东西，把目光放在那些好东西上，根据心情的变化，寻求刺激。她不想多谈过去，因为过去对她来说已经淡漠了，我也不想过多地知道她的过去。

我一直站在台阶上等珍妮，门口的警卫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并不时用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六点十分的时候，珍妮突然在电梯口出现了。她看上去美得令人眩晕：秋水般含情脉脉的大眼睛，鲜艳而丰满的嘴唇，走起路来款款有致，像个模特儿。她手上带着一副编织的乳白色手套，双手插在褐色的羊毛外衣的兜里，大拇指露在外面。外衣是双层领的，衣带上、下各有两个大扣。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浅褐色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毛绒绒的毡帽，帽沿下露出一只棕色的美目，另一只眼睛被头发轻轻遮住，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乳白色的小钱包。

我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她朝我走过来，带着可爱而又骄傲的笑容看着我。

她说：“我得工作得晚一点儿，是为了达利先生。”

我有点不满地说：“该死的迪克·达利，都因为他！”

我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有回声，一个警卫转过身，瞪大眼睛看着我。

珍妮故作平静地说：“如果他没订婚的话，也许我会…”她傲慢地笑了笑，更加可爱了。她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

来到大街上，我挎着她的胳膊说：“你是因为最近一阵子我经常失约，而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吗？”

她露齿一笑，洁白的牙齿闪着珍珠的光泽，可爱极了，但一点儿也不傲慢了。“你说对了，但我确实有些工作要做，而且我得洗个澡，我们可不总是去贝斯马克酒店啊！”“是的，事实上，我还没去过呢！”我补充说。

“我和达利先生在那儿吃过很多的午餐。”她不无得意地说。

“珍妮，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知道。”

贝斯马克酒店位于拉塞尔和鲁道夫之间，一九二七年在原酒店的基础上重新修复，完全是德国式的布局。一个着装精致的贝斯马克门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上铺有红地毯的台阶，通过大厅，然后来到主餐厅。

脱下外衣，珍妮看上去比穿着那件羊毛外衣时更加可爱：她穿着一条红褐色的鸡心领绒毛连衣裙，上面有白色的花纹点缀着。我们走进餐厅时，她已经把帽子和褐色的围巾都摘下来了。

当侍者带我们来到预定的餐桌时，我低声问她：“难道你也是穿着这个去上班的吗？”我的声音里有些不高兴。

她大声回答说：“当然。”然后轻声对我说“亲爱的，这条围巾和这顶帽子是特别为你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