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脸色大变。

他噌地一下跳起来，大声喊道：“是确实的吗？”

打电话者的回答惹得弗兰诺嘴里吐出一连串西西里的诅咒语。他环视一周。

“是格兰特医院一位有时替我看病的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医院里住进一名严重烧伤的男子。在他住的一间隔离病房门口有一小队警察站岗。那人的名字这位大夫在两分钟前才打听到。”

“警探们抓住了基尔克-摩兰。”他说，而他的声音由于极度气愤而变得尖厉刺耳。“我可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们踏进我的家门。”

说罢，他就气冲冲地跑出大厅。

利维尔、哈德、杰塞拉都纷纷效仿他的榜样。最后一个离开这僻静孤独的饭店的是吉安尼-特拉塞洛，即使他，也是匆匆忙忙离开的。

长达十天，医生们都不让我们跟基尔克-摩兰谈事情。他们宣称他不宜接受审讯。

这造成从细节上查清系列谋杀害的困难。虽然专家们在女记者范希-赫维什和她惨遭不幸的男友格雷戈-塞洛夫的住所里都找到窃听装置，但是摩兰除去那四个洛杉矶来的歹徒外，在组织谋杀方面是否还使用了其他帮手，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解答。

由于赫曼、朗迪、古拉达姆和加尔斯科均已丧命，因此也难以澄清在这五起罪行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换言之，是谁的手勒紧了套在几位受害人颈项上的尼龙绳套。

最后一点：谁是那个多次给女记者打电话的人？一切迹象表明，是基尔克-摩兰本人亲自扮演了这个角色。至于他的嗓音在正常情况下听起来是另一个样子，这倒无关紧要。声音变换器和声音控制器之类的东西，在所有的黑市上都可随意买到。

在基尔克-摩兰被捕以后，在联邦调查局、市警察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反毒品机构等的总部都有值得关注的消息传来：几个大辛迪加共约六名大佬均已匆匆离开纽约市。

查尔斯-利维尔的团伙已经渗入建筑工人工会，如今他本人已去加拿大定居。唐-戈梅茨把哈莱姆西班牙区跟自己原籍的波多黎各作了个调换。大军火商雷姆-杰塞拉登上自己的游艇，开始世界旅游的行程。帕科-埃斯卡里洛被反毒品机构估计为东海岸最大的可卡因进口商，不知何时已经悄然离去；而路易基-弗兰诺和吉安尼-特拉塞洛既为同族同宗却又水火不容，而今两人都感到有必要重访故里。就连别名曾波果罗兄弟的久苏阿-哈德也飞往非洲，踏上寻根之旅。

大佬们的销声匿迹引起他们各自组织和关系网络的混乱和不安。

斯科特-斯特拉顿利用这一时机强化清理组的战斗行动。其他各个单位的特工纷纷对清理计划表示支持。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参与其事——纽约也是我们的城市。

当然我们不放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大佬们天各一方作鸟兽散是否与基尔克-摩兰的被捕相关。难道系列谋杀不是开始于他自己的动议吗？存在大佬们的共同密谋吗？他们担心会被摩兰一起拖进万丈深渊吗？

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月六日，基尔克-摩兰在斯坦维勒监狱受到一名同监犯人的袭击，在被捅十几刀后毙命。案犯声称自己是要为被害的姑娘们复仇，但是没人怀疑他是被人收买。

尽管清理纽约计划成绩昭着——大佬们的权势还并未覆灭。

在一个金色的秋日，我驾着“美洲豹”前往斯塔腾岛。在里士满小港的岸边，我知道有一处出色的垂钓地点。

离渡船停靠码头已经很近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背后响起一阵警笛声。从反光镜中我瞥见一辆警车。

我知道警车追的是我。

尽管是一个星期日，在去钓鱼的路上，并且驾着私车，对于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也仍然没有特别的权利。

我靠向右边，停下汽车。

警察下车，朝我走来。

我仔细一瞧，才认出是一位女警察。

宽大的裤子，蓝色的衬衣，宽阔的腰带，这样一身制服就抹去了所有一切差别。

“您超过时速限制两公里。”她说。

警帽一丝不苟端端正正地扣在她的头上，帽檐因而遮住她的上半张面孔。尽管如此，我还是凭声音认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