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什么，作为人类，他其实是同一个人。

这样的存在形式，就好像是一个人被克隆了，只不过克隆的并非躯体，而是身份——从宗教意义上来说，也算是灵魂。以往的不少影视和文学作品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大这种克隆出来的意识，就像双重和多重人格障碍那样，当患者表现出不同的人格时，他的嗓音、他的姿态，甚至他的躯体和肌肉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写下这样的作品或剧本的人，并没有见过真正的人格分裂状态。

这样的男性患者，第二人格是女性，他会发出女人的声音来，反之亦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表现而已，就好像每个人都存在假声一样。有些人会用自己的假声唱歌，而有些人则不会，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而只是不会使用罢了。声线本身就存在变化，而不同的意识层面，所能调动的部分也就有所区别。

至于姿态、穿着这些外在表现，则更好解释了，而肌肉的变化则纯属无稽之谈。

水哥（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是个男人，他的第二人格还是个男人，因此就表现得不那么夸张。他还用同样的嗓音说话，只是由于记忆的不同，说话的风格和语调有些不同而已。

作为法医的时候，他显然找到了自信，言之凿凿，公事公办，给人以严谨办事的印象。而作为方茗的时候，这些自信心消失殆尽。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忘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悲剧，而形成了另一些新的记忆，或者说是幻觉。他认为自己杀掉了妻子。这举动虽然被艾西判定为误杀，可方茗连这个记忆也含混不清，并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来。人活着，除了吃喝拉撒睡这样满足最基本生存条件的欲念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那就是寻求解释。人类是要不断寻求解释的，这个现象学术上称为“合理化”原则。人类寻求合理化而改变自身精神状态的事例比比皆是。艾西曾将有信仰的人分成三类：第一类人很好理解，往往是受过刺激或精神空虚的人。他们笃信宗教的理由很简单，完全是在寻求精神寄托。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则还包括那种因为家庭传统所以继承信仰的人士，这一类人的信仰比较纯净。第二类人也好理解，并且非常常见，那往往是一批有权、有钱或有地位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这些钱、权和地位。中国有个词说得很好——“一无所有”西方对应的词汇是——“nothingtolose”（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就是一无所有)，所以什么都没有的人，并不害怕失去，而拥有的人才会害怕。因为害怕，他们才有所信仰。更何况在追求权力、金钱和地位的路途上，他们很可能做过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寻求宗教的庇护，就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了。他们祈求超人力量的庇护，害怕失去，更害怕遭到报应。就算报应也好吧，至少不要现世报，来世再说吧。这些人的信仰不那么纯净，更为功利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没钱没势，是最普通的小民，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信仰。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什么都没有，不断地经历着挫折和苦难，人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疑惑：为什么别人的父母那么有钱，而我的父母没有？为什么同学可以一次面试通过，而我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领导看上了那个家伙，给他升职，而忽略了我？为什么我得了老年病，而别人就很健康？环绕我们的一生，这种寻求解释的问题比比皆是，可问来问去，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这些疑问。于是寻求宗教的力量来解释我们现在困顿的生活，就成了一种最合理化的选择。信教的人如此，不信教的人也一样。于是，我们相信命运，相信巧合。现在一大票年轻人相信星座，都是基于类似的原理。

所以说，马斯洛老先生没有在他的人格需要理论中，添上寻求解释的需要，实在是个巨大的遗憾呢。

作为悲伤的失去爱女的父亲，也就是方茗，情况就糟糕了许多。“为什么我的女儿会消失？她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在这样刺激性悲剧的幕后，他的精神崩溃了。现实悲惨的记忆被压抑，差不多同时或者稍微延后一点，他的克隆体诞生了，那就是——水哥。

作为法医的克隆体，也就是水哥，并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个中年法医，来上班，有同事，乐于助人，兢兢业业。他没什么困扰，因为他不需要得到更多东西。家庭、妻子、孩子对这个克隆体来说不需要，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这个躯体对工作的需要而已，是方茗这个人类以前工作狂的化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