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材、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发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5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第二十九章乞丐

那个人贩子，那个新疆女人就是阿衣古丽。

库尔班锒铛入狱之后，阿衣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狼，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尔班，但是又打消了这种冒险，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的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阿衣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的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广州的一个维族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的有人加入到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新疆老汉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阿衣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阿衣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阿衣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阿衣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阿衣古丽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