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过、悔心”一定与此有关。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父亲以前的学生，也是当初来西安考察的学生之一。他告诉我，那次考察期间，许教授确实离开过队伍，大约三天时间，说是去附近一个县文物局见一位老朋友，但具体去哪里没提。我问他，我父亲的专业并非田野考古，为什么突然想来西安考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次考察来得特别突兀，似乎是许教授自己主张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从大学走费用。

听起来，我父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临走之前，那学生问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况，一阵唏嘘，说许教授是他见过最好、最低调的老师，这样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许教授被整这件事特别突兀，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批斗他的大字报，落款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时群情激奋，也没人想过。后来我问过一圈才知道，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贴的。后来抄家的时候，更是没人知道是谁挑起的头——因为许教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自己从无任何私藏。”他告诉我说。

我点点头，这些情况我都调查过，但没什么结果，只好归咎为“文革”时的混乱。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从西安先向东到宝鸡，然后再折回西边，坐短途公共汽车来到了岐山县。在这里，我不光是寻找爷爷的足迹，还要寻找父亲的痕迹，一时间觉得肩上的重担沉甸甸的。

岐山地处内陆山边，还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仍旧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县城里没有多少高楼，街上多是马车和自行车，很少看见汽车，远处隐约可见巍峨的秦岭山脉。不过我对岐山却一点不敢小觑，这里号称青铜器之乡，出过大盂鼎、毛公鼎这样的国宝，文化底蕴丝毫不逊于河南。当初我们白字门把持金石这一行当，岐山绝对是重镇之一，我祖父和我父亲选择来这里，丝毫不奇怪。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岐山当地的青铜器水平也很高，我爷爷许一城为何不嫌麻烦地从河南借郑虎过来铸什么关公像呢？

我在县城里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吃了一大碗岐山臊子面，租了一辆自行车，然后打算先去当地文物局看看。可当我骑到文物局门口，刚要锁车子时，却在门口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

木户加奈！

我急忙把车子锁好，闪身躲在门柱旁，心里一阵惊骇。这女人不待在北京，怎么跑这里来了？

木户加奈这次穿的是一身浅绿短装，头戴凉帽，像是很专业的野外考古人员，和在北京见到时的书卷气大不相同。跟随她走出文物局的还有三个男子，看样子是文物局的领导。他们谈笑声音很大，且说且走，一齐钻进一辆桑塔纳里。

她在登车之前，似乎有所感应，有意无意地朝这边瞥了一眼，吓得我赶紧把头缩回去。

“喂，你在这干啥呢？”门房老大爷看我形迹可疑，走过来大喝一声。我吓了一跳，生怕被木户加奈他们听见。老大爷不依不饶拽着我袖子，我看桑塔纳开远了，才回头解释说找文物局的人有事。老大爷非要我出示证件，不然就报警。我急中生智，拿出那龙纹爵说：“我是来捐献文物的。”

老大爷一听，态度立刻变了，热情地把我带进收发室，还倒了杯热水给我，水面上还漂着点茶末。老大爷说以前农民们觉悟高，在地里刨出点东西，都捐给国家，现在都卖给那些古董贩子，文物局一年也收不上来几件文物。

我随口虚应着，心里琢磨开了。木户加奈当初告诉我们，木户有三没有留下任何关于1931年之行的资料。可她现在无缘无故出现在岐山，说明至少在这件事上，她撒了谎。木户有三在日本肯定明确提及过，岐山是1931年空白的起点。所以在我们去查付贵、郑国渠那根线的时候，她自己却偷偷跑来这里。这个女人啊，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可真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