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三名被民众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宿命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据此，方木向负责侦办此案的单位郑重提，要将三起杀人案合并侦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势。因罚而导致学生自杀的教师（第47中学杀人案）；因贪利而将生母逐门外的逆（富民小区杀人案）；因忽视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惨死的车主。在凶手看来，这三个人上都有某“恶”这“恶”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大大恶。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的。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属几乎毫无相似之。除了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成员情况、社会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度相似之。

这样一来，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现烈的“以其人之还治其人之”的味。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无公德心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惨死。而同样的报应，最终纤毫无差地落在自己上。

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受到同样的愤怒与无奈。

从杨学武下载并打印来的那些网页来看，几乎每个门网站的国内新闻中，都有关于吴兆光的相关链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吴兆光”与“菱车主”、“消防车”等都是门关键词。尤其是网络论坛，每个关于富都华城火灾的帖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复。其中“烧死他全家”、“无良车主必须付代价”、“人渣！去死”等

于是，魏明军像于光一样，用计算数学题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的车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过，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虽然从现有的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的集，甚至连那些“恶行”的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惩罚者，并拥有让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自其果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的“恶行”同受，并竭力想把这受，反作用于作恶者上。

姜维利应验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并在温的“羊”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死者在火场内，受到同样的绝望与恐惧。

这在犯罪现场呈现来的气质，与第47中学杀人案及富民小区杀人案何其相似！

最后一，用吴兆光的手机向死者妻发短信的，应该是凶手本人。凶手发送这样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而是让死者的妻来火场“欣赏”丈夫被烧死的过程。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经新闻媒披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巷尾讨论的。

死者的家属在火场外，受到同样的焦急与痛苦。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魏明军和姜维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烧死后，吴兆光同样在舆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除了纸质媒连篇累牍的报导之外，电视、广播中也将他和那辆灰五菱面包车反复曝光。特别是在网络上，好事者对吴兆光的相关信息行人搜索后公之于众。从手机号码、住宅电话号码到家住址、工作单位，甚至吴兆光的妻女及亲属的信息数据都被公开。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在某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外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

这是一非常简单的、近乎直线般的作恶——报应的思维。在某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的一——同态复仇。亦即以牙还牙，以血洗血。而与这比较原始的报应观念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公平。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以其人之还治其人之”的手段，来实现他内心中的所谓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