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金业在世界上的贡献。

但并非所有的铺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恶意欺诈，在滥发之后闭门不，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铺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富商经营。至此“”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的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赢得了很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行的通过程中“”逐渐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铺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作为一新的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理言论的皇帝。他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的发行数量，在会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的数额时，说：“新印会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少则重，多则轻。”2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的发行，但对会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通，会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3。会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为“钱引”改“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为钱引。“钱引”与“”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官”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的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它比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