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人，我知你平时不是有特别大的谏言是不会参合这些事情的，但今天的场面太大，不得不麻烦老兄啊！拜托了！”余大成给徐光启的鞠躬。

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版的。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狼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

徐光启“大成兄，不用见外，前阵老夫病了，朝廷和京师连番大事，现如今老夫抱病也要去看一看的，不知为什么皇帝近来的心有些改变，虽然说是好事，但为君者事太过切，也是一项隐患，我跟你去！”

见朱由检要回来，就知他是要回皇换衣服，亲自去城门~！

朱由检沉声“不行！你现在去外面等着，今天的事情，朕必须亲自解决！大明的军队，必须心中只有皇帝，只有国家！只有律法！”

不一刻钟，皇帝就带着大队车驾从中来！车驾旁是曹化淳和杨四庆，为什么皇帝来的这么快，因为皇帝的内院离着门并不远，曹化淳和杨四庆又时刻在院外等着侍驾的！

钱龙锡是熬不过余大成才来的，此时听见有徐光启肯来，自然兴不过，在官职上，徐光启虽然不如他，但在皇帝面前的分量，徐光启要比他这个内阁辅臣大的多！又有余大成说动了袁可立，四个老臣急急忙忙的去追赶圣驾。

崇祯帝即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

徐光启时任礼侍郎，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写：“国无武备，为日久矣，一朝衅起，遂不可文。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以负国恩与师门之教”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竑把徐光启推荐给自己的同年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方面的才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后来二人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说来也真是巧合，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同年同月生，又是同年同月死。这时的徐光启和袁可立虽已年逾60，而保国守土的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御驾亲至！负责城防的卢象昇早就吓破了胆！虽然不认为今天自己的事有什么过错，但皇帝亲至的压力

本来余大成还想去找孙慎行，但孙慎行不在府中，也不在衙门，事情急，余大成只能跟三个够分量的老臣一起去找皇上！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京，但终因制造兵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大队人浩浩的往城门而去！此时这件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各个衙门当然都知了事情的经过，全都在为锦衣卫的调而纳罕，没有想到一个锦衣卫的小旗竟然有如此霸？但不关自己家的事情，谁敢来瞎搀和？只有兵尚书余大成是逃不脱的，本来五城兵司就是归兵辖！五城兵司的坐堂又是自己的亲侄儿于炳良，他不得不带着于炳良，赶找到了袁可立和钱龙锡，还有帝师徐光启！这三人都是四朝老臣，加上他余大成平时人不差，是以将这些大佬一并请！希望能够为侄儿说话，最好不要波及自己的侄儿！

王承恩不敢再说什么，只得等皇上密之后，再退回了门外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