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未完待续。。)

曹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才怪哪。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曹昂，心说小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悬在商贾阶层上的达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弟推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仕也不到他们——由此恶循环，整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儿的城镇里一站，满都是穿着黄绸衣的平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此言若之于外，他且不论。廉叔父必恨姑婿也。”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收，而且还可以从中，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的数字来。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上废除那些份限制令。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来，才能这么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不啦？——“并定其上限，且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由此可见，世当中各地的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都剩不下…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仕了。只是一条，你这，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板永远存在。

曹洪曹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吝啬”曹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儿，曹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利一半儿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曹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办否？”